但，无论察举或荐举，都不考试。
  或者说，只考察，不考试。
  结果是什么呢？考察成了形式。东汉末年，举秀才，不识书；举孝廉，父别居。所谓人才，不少是假冒伪劣。汉灵帝则干脆明码实价买卖官爵，帝国也就灭亡。
  南朝的情况也不佳。由于可以坐享其成，名门望族的子弟变得越来越腐朽无能。他们大事做不来，小事不肯做，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最后也连同王朝一起完蛋。
  看表现，生冒牌货；讲门第，出寄生虫。不改革行吗？
  当然不行。但，办法呢？
  考试。
  科举是一定要考试的。通过由国家统一组织的考试来选拔官员，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可谓开现代公务员制度之先河。但，正因为史无前例，便需要探索。事实上，唐代科举并不完全看考卷，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推荐也能决定录取和排名。而且，由于推荐是公开的，反倒不容易作弊。[17]
  比如徐凝和张祜（读如户）。
  张祜和徐凝都是才子，也都是诗人。他们要争夺州考的第一名，便在杭州刺史白居易的宴会上吟诵自己的诗句。张祜的名句是：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徐凝则诵曰：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愕然不能对，于是社会舆论便一致认为徐凝应该摘取头牌。[18]
  然而中晚唐以后，世风日下，向考官推荐人才完全变成了营私舞弊，甚至仗势欺人。比如一个名叫裴思谦的，便公然拿着宦官头子仇士良的推荐信，闯进贡院 （考试机关和考场）向礼部侍郎高锴要状元。仇士良是横行霸道连皇帝都害怕的人，高锴也只好说：别的名次行不行？
  裴思谦答：上头说了，状元非裴秀才不可。
  高锴无奈，低头说：那我总得见见他本人吧？
  裴思谦又答：我就是裴思谦。[19]
  这实在太不像话。因此宋以后就只认考试，明清两代更是考场如战场，从上到下严防死守。一旦发现通风报信、泄漏考题、买通关节、冒名顶替等舞弊行为，不知会掀起多大的风浪，也不知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毫无疑问，坚持考试和只以考试为依据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同为选拔官员，科举与其他方式的本质区别就在十六个字：设立科目，统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唯其如此，它才能排除各种干扰，直奔为帝国选拔人才的主题而去。
  因此，它还有一个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就是考生资格的认定。第一种是生徒，也就是国学、州学和县学的学生。由于上学有名额，所以生徒也叫生员，正如官僚有定员而叫官员。第二种叫乡贡，也就是并非生徒的其他读书人，只要符合一定的政治和身体条件，就可以向州县报名，由州县推荐参加尚书省的考试。
  这就是海纳百川了。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帝国政府在最大限度上开放门户，门第身份变得不再重要，因此大受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欢迎。同时，它也意味着读书人有了自我推荐的可能性，因此也有学者将科举称为“自举”。[20]
  自举，也是了不起的进步。
  参加尚书省考试的生徒和乡贡，在唐代都叫举人，也叫举子。如果是常规的科举考试，他们必须在头一年的十月向尚书省报到，验明正身，次年正月参加考试（地点前期在尚书省都堂，后期在礼部贡院），放榜则大约在二月份。
  当然，这只是指一般情况。
  那么，科举都考些什么？
  唐代是分科的。第一科叫秀才，考方略策，成绩以文理的优劣分为四等。这是非常难考的科目，而且秀才科的举子如果全部落第，州的长官就要受处分。结果是此科因渐渐无人报名而被废弃，秀才也在明清变成了生员的代名词。
  容易考的是明经，比秀才容易比明经难的是进士。明经和进士都是考试科目，而且进士科是隋炀帝发明的，目的则是打破士族垄断经学的限制，向庶族地主敞开大门。因此学术界往往将隋炀帝设进士科，视为科举制度之始。[21]
  事实证明，进士科设计正确。明经科考儒家经典，进士科考时务策。前者只要死记硬背，后者却要真才实学，难怪当时便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22]
  然而唐人对进士科却是趋之若鹜，因为进士科的时务策比秀才科的方略策好考（不必在通晓时事的同时还要引经据典提出对策），录取比例却只有百分之一二。因此进士及第就是既有可能又有面子的事，岂能没有吸引力？
  何况进士前程远大，是高级官员的候选人。当然，按照唐代制度，通过了礼部的考试只是及第，吏部还要再考。通过吏部考试获得“春关”以后，才可以“持证上岗”正式成为官员。但那飞黄腾达，已是指日可待。
  因此及第的进士万众瞩目，他们自己也志得意满。除了用泥金帖子向家人报喜，拜谢考官参谒宰相，出席名目繁多不计其数的各种宴会，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杏园探花。唐人以杏花为科举的吉祥物，因此每每指派及第进士中最少年英俊的两个人为探花郎，骑马巡街探访名花。探花在明清成为状元和榜眼之后一甲第三名的通称，来历就在这里。[23]
  长安城的花街柳巷，当然也对这些新贵敞开大门（同时收费也加倍）。于是莺歌燕舞之时，传杯换盏之际，偎红倚翠之中，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和社会阶层便悄然诞生。
  这一切，后来被唐代诗人孟郊概括为两行名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24]
  至于那些落第的举子，除看破红尘和财力不支者外，大约也只能年复一年地继续考下去。这对于他们个人自然是不幸，对于帝国却是大幸。因为这些有可能成为不安定因素的读书人，或者已经为其所用，或者只能在考场蹉跎岁月，根本成不了气候。难怪一位名叫赵嘏（读如古）的唐代诗人会这样道破天机：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25]
  实际上唐太宗恐怕也正是这么想的。据说，他曾在一次放榜时悄悄来到端门，看着新科进士一个个从榜下走过，心中窃喜的他不禁脱口而出：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6]
  彀读如够，圈套或牢笼的意思。
  唐太宗当然可以得意。因为不仅天下英雄，就连五湖四海蛮夷戎狄，差不多也都入了他的彀中。
  比如西域，比如吐蕃。
  第四章
  混血王朝
  异类帝国
  唐宣宗大中年间，有个名叫李彦升的人在长安参加考试进士及第 。这时，距离隋炀帝设置进士科已经将近两个半世纪，照理说实在要算稀松平常。之所以至今仍被提及，只因为这位李彦升进士其实是阿拉伯（大食）人。
  这并不奇怪。
  事实上，隋和唐都是世界帝国、混血王朝，长安城里正可谓满街都是胡人。比如在玄武门之变中力挺李世民的尉迟敬德，就是于阗国的王族之后。于阗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和田市，尉迟家族应当是早已汉化的胡人。
  把大唐王朝闹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也是。据说，此人可能有中亚伊斯兰民族的血统，是康国人，本姓康。姓安，是因为从了养父安波偃。这样算，他又是安国人。[1]
  安国在哪里呢？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康国又在哪里呢？也在乌兹别克斯坦，国都在今撒马尔罕。据说两国的国王本是同族，都是粟特人（sugda）。但到安禄山这一代，恐怕早就不是什么纯种，何况他的母亲还是突厥，因此《旧唐书》干脆称他为“杂种胡人”。[2]
  其实这样的种族偏见毫无意义。因为杨隋和李唐，连同隋之前的北周也是混血，宇文周、杨隋和李唐王朝的三个皇族也都有血缘关系，而且都与一个胡人有关。
  这个胡人叫独孤信。
  独孤信可以算是历史上最会嫁女儿的人。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北周明帝宇文毓，四女儿嫁给了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昞（读如柄），七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杨坚。三个王朝都是他们家女婿的，如此岳父大人可谓空前绝后。
  然而独孤信的民族归属却是问题。有人说他是匈奴，有人说他是鲜卑，也有学者说他是突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家族与北魏同时兴起，先祖叫伏留屯，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酋长。独孤信本人，则是宇文集团的大佬。[3]
  作为胡人或混血儿的独孤信英俊潇洒，军中称他为“独孤郎”，意思是“独孤小帅哥”，就像孙策和周瑜被称为孙郎和周郎。某次，独孤信狩猎归来驰马入城，无意中帽子被风吹歪，结果第二天满城都像他那样歪戴着帽子。[4]
  这是北周的周瑜。
  将门出虎女，独孤信的女儿也不简单。尤其是杨坚的独孤皇后，居然让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嫡出。因为独孤皇后十四岁出嫁时，杨坚便向她保证不跟别的女人生孩子。有了这柄尚方宝剑，独孤皇后毫不犹豫地使自己成为一夫一妻观念身体力行的维护者，并不惜杀了与丈夫有染的女孩。
  此事发生在独孤皇后将近五十岁的时候，皇帝陛下的心情也可想而知。据正史记载，满腔悲愤的隋文帝只身一人骑马冲出宫苑，不问路径闯入山谷二十多里，吓得宰相高颎和杨素一路追来，拦在马前苦苦相求才把他劝回宫中。也就在这时，杨坚说了那句名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5]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皇帝也一样。
  实际上独孤皇后堪称隋文帝的贤内助。她本人虽然有很强的执政能力，事实上也纠正了杨坚的不少错误决策，却决不允许自己的家族掌握大权，更不为他们牟取私利或谋求法外开恩。有一次，隋文帝打算宽恕她的一个犯了死罪的母系亲属，皇后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可顾私？
  这事很可能让她的亲戚们不满，另一个母系亲属竟然使用巫术来对她进行诅咒。案发之后，独孤皇后绝食三天向皇帝求情。她说，此人毒害的如果是百姓，当然罪该万死。既然诅咒的只是妾身，那就请陛下网开一面。[6]
  独孤皇后岂非女中豪杰？
  当然。
  并且，我们还可以强调一下：这位独孤皇后正是李渊的亲姨妈。此外，唐高祖的窦皇后，唐太宗的长孙皇后，也都是鲜卑人。长孙皇后祖上姓拓跋，因为担任宗室之长而改姓长孙，窦皇后的舅舅则是赫赫有名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可以说，隋唐两代的皇族早就世代混血，胡汉不分。[7]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隋唐成了异类。
  我们知道，中华帝国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华夏民族建立的，比如秦、汉、宋、明。尽管宋人和明人已非纯种汉族，也尽管就连两汉的汉人也早已混血，但在文化心理上却有着自己的身份认同，即自认为是华夏，是汉人。
  这一类，不妨称之为“华夏王朝”。
  另外两类政权则是由其他民族建立的，其中一类叫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另一类叫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前者有五胡和北魏，后者有元和清。由渗透而转向征服，是中华史上的重要变化。[8]
  隋唐却既不是作为少数民族渗透到华夏，也不是作为征服者而入主中原。他们的统治者是混血儿，却又以华夏正宗自居。大唐天子更是兼具双重身份，对内是唐皇帝，对外是天可汗，对周边民族的态度则既开放又兼容。
  这就恐怕只能叫混血王朝（dynasties of hybrid）。[9]
  混血王朝的建立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历来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而混血之后，究竟谁“非我族类”便很难说清，原本就有胡人血统的李唐王朝更不会去刻意区分。再加上唐太宗志向高远气度恢宏，一种新的民族政策便在贞观年间诞生。
  政策虽新，伎俩却是老的，即恩威并施。只不过，汉武帝更喜欢诉诸武力，唐太宗则尽可能施惠施恩。比方说，下嫁公主宗女，开放边境贸易，招募外族豪酋到朝廷任职，鼓励戎狄子弟到中国留学。而且，对外族人在任命、赏罚、安置和抚恤诸方面，都与大唐子民一视同仁。
  但，最重要的还是羁縻（读如基迷）。
  什么是羁縻？羁是马笼头，縻是牛缰绳，羁縻其实就是放风筝。具体做法，是在归属了大唐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地方行政单位，大的叫都督府，中的叫州，小的叫县，分别叫羁縻府、羁縻州、羁縻县，简称羁縻州。府的都督和州的刺史，则由当地原来的那些可汗或酋长担任。[10]
  不过，接受了帝国任命的豪酋必须放弃可汗称号，羁縻州之上也还要再设由汉人任长官的都护府，代表帝国中央行使主权。这就等于把周边大大小小的汗国和部落，统统变成了大唐的郡县，山大王般的异族首领们能愿意吗？
  愿意。因为这一政策，是在东突厥战败后大规模普遍实行的。而且，与普通州县不同，羁縻州的长官可以世袭。原来的部众仍然由他们统治，所收赋税也原则上自行支配，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更是一如既往，大唐反倒还要负责保证其安全。这对于战败国和附庸国，已是很开明的专制。[11]
  开明总比残暴好，羁縻政策也大获成功。这是很能让唐太宗志得意满的。贞观二十一年（647）五月，他在翠微殿发表讲话，内容之一就是：贵中华贱夷狄由来已久，只有朕爱之如一，因此各族人民都视朕为父母。[12]
  这倒不完全是太宗皇帝自吹自擂，心悦诚服称其为“华夷父母”者确实大有人在。毕竟，李世民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不是汉人，他的“爱之如一”也未必就是虚情假意和政治谋略，尽管一团和气的背后难免刀光剑影。[13]
  但，民族团结的局面毕竟形成，文化交流的通道也已经打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大唐注定将会异彩纷呈。
  那就先看西北。
  西域情
  我国的大西北有三座山脉。南面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横卧在两山之间的天山山脉则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然地分为南疆、北疆和东疆，它们在古代都叫西域。[14]
  西域原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大约自阳关（在今甘肃敦煌）和玉门关（在今甘肃玉门）以西都是，最远可到伊朗高原，最近也要到葱岭（帕米尔高原）。本书所指，主要为狭义的西域，即葱岭以东的汉唐西北疆域。[15]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的确，西域是得天独厚的，气候变化之前更是如此。天山之北有辽阔的牧场，之南有肥沃的绿洲，山上则大面积覆盖着原始森林。准噶尔兮大漠横，塔里木兮冰河冷，吐鲁番兮风景胜。这是各族人民繁衍生息的家园。
  生活在西域的应该有许多民族，他们使用的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既有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也有印欧语系的伊朗语和印度语，比如西徐亚语（scythian）、粟特语（sogdian）和吐火罗语（tocharian）。不难想象，戴着尖帽子操伊朗语的塞种人（saka）从伊犁河边走过，或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于阗在南疆的绿洲建国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西域，是风情万种的国土。
  风情万种的西域人民创造了璀璨的文化，更表现出面向世界的宽阔胸襟。在这里，梵文经典跟在恒河两岸一样受到尊崇，亚历山大时期的肖像画法也得到了复活，深受希腊和印度影响的雕塑和壁画洋溢着浓浓的异国情调，波斯或罗马风格的工艺品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16]
  所有这些，都和胡旋舞、葡萄酒、玻璃杯一起传入了中国。当然，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上那延绵不绝的驼铃。[17]
  没错，西域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尤其是位于吐鲁番盆地，从而变成西域门户的高昌国，更是没有争议地成为大唐和西突厥的争夺对象。因为谁都清楚，控制了此地，即控制了丝绸之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高昌王为什么会自以为是地把自己看作了可居的奇货。
  其实，他完全可以另作选择。
  高昌是在胡人之车师前国故地建国的，国王应该是胡化的汉人，同时也是佛教徒。公元629年，玄奘法师去西天取经途经高昌，受到了国王隆重的接待。而且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唐太宗成为天可汗那年，这位国王归顺了大唐。[18]
  对此，西突厥当然不能坐视不管，示好的信息也向高昌王频频发出。高昌王则只是看见了西突厥的嫣然一笑，便愚蠢地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有恃无恐地跟大唐翻了脸。
  毫无疑问，作为夹在两个强国之间的小邦，高昌不能不设法自保。因此他们的正确做法，是与大唐和突厥都维持睦邻友好关系。如果更聪明一点，则不妨把自己变成丝绸之路上坐收渔利的中间商，甚至调解双方纠纷的和平使者。
  可惜，高昌王利令智昏。他不但一屁股坐在了西突厥的那一边，还干起了拦路打劫的勾当。前往长安的西域各国使节被他任意扣留，归属了大唐的伊吾（在今新疆哈密）也遭到他的威胁。看来此人虽然虔诚地听玄奘法师讲了一个月的佛经，却并没有悟得无上正等正觉。
  唐太宗当然不能容忍。贞观十三年（639），他力排众议派遣大军征讨高昌。消息传来，高昌王嗤之以鼻。因为从长安到高昌，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千难万险。仅仅其中两千里流沙覆盖的地段，便足以让大唐军队望而却步。
  因此在高昌王看来，他至少也能以逸待劳。
  不幸的是他又打错了算盘。第二年，由汉、东突厥和铁勒部族混编的唐军长驱直入，猝不及防的高昌王惊恐万状呜呼哀哉，信誓旦旦与高昌国共存亡的西突厥协防部队则闻风丧胆星夜撤离。此时此刻，正如一首民谣所言：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高昌只能亡国。
  据说，唐军兵临城下时，继位的新高昌王原本是还想周旋一番的。这个年轻人亲自来到大唐军营，声称与大唐交恶是先王之事，态度简慢地希望唐军放他一马。唐军的一个将领却拍案而起：跟这小屁孩啰唆什么，攻城要紧！
  年轻的国王吓得汗如雨下匍匐在地。这个“小屁孩”被作为战俘带回长安，献在了太宗皇帝的丹墀之下。就连他的一把镶嵌着宝石的战刀，也被赐给了随军作战的东突厥将领阿史那社尔，以奖励此人在胜利之时的秋毫无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