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就要结束中学生活，参加高考了。
  过了89年的春节，就进入紧张的高考前的复习阶段。高中的课程早已经学完，接下来是没完没了的做题，一次又一次的模拟考试。老师们来上课，进教室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抱着厚厚的一摞练习题，发给每人一份。那时候的练习题差不多都是老师自己找来的，然后手工刻板，用学校那台简单的印刷机印出来。练习题发下来，教室里就弥漫着油墨的味道。同学们就开始紧张地做题。模拟考试隔一段时间就进行一次，有时候考完了还要张榜公布全年级的排名情况。同学老师看了每一次的排名，就开始议论谁的排名又前进了，谁的排名下降了等等。
  每天晚上，学校里都有晚自习。同学们在自习休息的时间站在校园里，晚风徐徐吹来，带着离别的味道。关灯的时间很晚，可是有些同学关灯了还要点上蜡烛继续奋战，真有些头悬梁，锥刺股的狠劲。晚上睡的很晚，早晨起的很早。据说晚上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的同学，第二天早晨却总是第一个来到教室。我那时候虽然学习也比以前要刻苦，但是对这位同学的疲劳战术却不是很赞同。
  那一年的夏天发生了很多事情，几乎搅乱了我们的高考复习。同学们纷纷猜测当年的高考会不会推迟甚至取消。同学们都感到离别的时刻就要到来，在高考前一个多月，去照相馆拍照片、同学之间交换照片和写毕业留言成了最主要的任务。每一个人的照片都要洗出将近100张左右，同班同学几乎每人一张，还有外班的同学也来要照片。每天都会拿到很多个毕业留言册，每天都思考着给同学的纪念册上写什么。很多同学在这个时候都变成了抒情诗人和抒情散文作家。我们用诗歌和散文尽情表达离别之情，回忆同窗共读的美好时光，尽情地畅想美好的明天。
  在高考的前几天，我得了一次感冒，主要是发烧。我每天都吃退烧药，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出一身汗。姑姑听说我感冒了，专门来看我，用手一摸我的额头，说：“一点也不烧啊，还凉呢。”爷爷奶奶还有我才如释重负，原来我的感冒早就好了。
  高考如期进行了。那时候的高考人们虽然也重视，但是并不像现在这样得到全社会的照顾。不记得当年有过汽车禁行的做法，学校外面也没有多少家长等待。只是很多住校的同学在这高考的几天才意识到要改善伙食，每天去外面的小饭馆点一两个菜。
  父亲在我高考的头一天从老家赶来，我却觉得父亲来不来无所谓。在考试的第一天，家里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一个我应该叫她姑奶奶的老太太，跟我爷爷好像是姨表亲戚。老太太跟爷爷奶奶多年不见，中午吃饭时不断地唠着家常。我一声不吭地吃饭，心里烦死了这位串亲戚的老太太。第一天考完了，晚上我独自扎到南面的一个小屋里复习，小屋闷热无比。奶奶满脸忧虑地过来叫我去平时睡觉的北屋去，可是那个串亲戚的老太太还没有走，不停地说话，我倔强地没有回北屋。第二天中午考试回来，奶奶告诉我那个老姑奶奶已经去别的亲戚家了，我又突然觉得对不起这个老太太，要不是我高考，她也许会多住几天呢。
  三天的考试很快过去了。也不觉得跟平时的考试紧张多少，考完试了也不觉得有多轻松，反而觉得有些空虚，不知道该干些什么。考完试就拿到了标准答案，同学们都来估分。我估算了一下，应该在500分以上，就没有细算，反正要等分数出来才填报志愿。估分的时候见过几个同学，大多数同学考完试就各奔东西，不见了踪影。我回到老家，每天去地里干活，默默地等待消息。
  等考试的分数出来了，我才去县城爷爷奶奶那里。奶奶跟我说我高中一个要好的同学前一段时间来找过我，奶奶告诉他说我在老家，这个同学说道：“桂锋也不来看看分数出来没有，心里不纳闷吗？”我确实不纳闷，是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呗。
  去学校看分数的那天，很多同学都来了，学校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喧哗。我到了学校分数还没有贴出来，同学和老师都聚在一个办公室的门口，据说我们的分数就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我的班主任石书荣老师挤进去，据说只问了一个人的成绩，就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石老师只问了我的成绩，听说我考了539分，就高兴地出来了。那一年的重点线是520分，我的成绩在我们学校排在第四名。
  填报志愿的时候费了一番功夫。当时对那些大学和专业一无所知，甚至连本科和专科也没有搞清楚。看了很多的学校，很多的专业，感觉都不怎么感兴趣。后来选了东北财经大学，当时很热门的学校。但是我学的是理科，东北财经大学十几个系里面，只有两个系的两个专业招收理科生，一个是物资经济专业，一个是经济信息专业。我填报了这两个专业。
  同学们的录取通知书陆陆续续地来了，第一批、第二批、专科的，我的却迟迟不来。有人跟我父亲说：“快给孩子找找去吧，别让别人给顶替了。”父亲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更不知道去找谁。我后来听说邯郸市教委已经把录取的名单都张榜公布了，于是就跟一个最要好的同学郭炜坐长途公共汽车去了邯郸。我们在邯郸市内走了很远，问了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教委，在大门口看到了录取名单，看到我早就被东北财经大学录取了。东北财经大学在邯郸市只录取了两个学生，另一个是成安县的学生。我们又在市内转了转，在展览馆照了一张合影，就回去了。
  回到馆陶，只有继续等待。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百无聊赖，突然几个人进了院子，喊着我的名字。原来是成安县的那个学生的父亲还有亲戚来找我了，原来她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专门开着车从成安来到馆陶来问我，看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没有。他们几个人在家坐了一会，也没有商量出什么好办法，最后只能还是等着。他们临走的时候，还给我留了电话，让我收到通知书以后告诉他们。
  终于在几天之后学校的收发室收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家人还有老师同学都替我高兴。后来我才知道，是东财去招生的那位老师因为没有了邮寄通知书的专用信封，才推迟了邮寄通知书的时间。
  快到了开学的时间，我却觉得对自己的专业没有兴趣。母亲说：“要不咱不去了，明年再考，反正也能考上。”但是明年会是什么情况呢？明年不是还要重新在这些学校里选择吗？还不是一样。
  1989年的9月，父亲和我登上了去大连的火车，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