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传出，市井间众说纷纭，既有对贼人的惊叹，也不乏对‘天书’的好奇。
  有些对天书一直便半信半疑的人，更忍不住想，若真是天书，定有神奇的地方，岂会轻易被贼子盗走？且贼子如此，就不怕招来报应么？
  官家听闻后，即使对造神的热度已降下不少，仍是勃然大怒。
  得亏因这两小贼落下破绽太多，不出数日，真相便被查明，二人被捉拿归案。
  未出数日，主犯便被判处砍去双手，再示众三日以作警示，最后正法。受到降职或罚铜处分的，还包括一众监管不力的皇城司官和将校。
  因案破得快，处罚方式也极凶戾，一时间那些同样对宫观中摆放的名贵物件起了鬼祟心思的人，也彻底没了胆子了。
  若是虔诚的信徒，肯定不会有盗取‘天书’、只为拿在手里一探究竟的‘亵渎’举动。
  而于贪财的贼人而言，稍微脑子清醒点的，都不会打它的主意——且不说盗取过程就千难万难，单说盗出来后，拿着这批印有官印的财宝，又要如何才能躲开天罗地网，安然无恙地销赃？
  有那本事，还不如欺负欺负城中那些富得流油的豪商贵贾呢。
  友人们虽都只当趣闻听听，一笑就过了。
  陆辞听闻此事时，却不由蹙了蹙眉。
  ——他隐约觉得，此事会有余波。
  果不其然，天禧元年刚过，就在初初迈入天禧二年的一月末，以永兴军巡检主持终南山兴修道观事务的御药使朱能和殿直刘益，就喜气洋洋地上奏宣称，在乾祐山中，有“天书”降下。
  此奏一出，朝中三派瞬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为对此激烈抨击的寇准，一为对此大肆鼓吹的王钦若，一为袖手旁观、不置可否的丁谓。
  做最终决定的皇帝，态度竟颇含糊。
  他毫不犹豫地下诏，命朱能将‘天书’送入京中，神色却很是淡淡，更未提及要再修寺庙，供奉此书的事来。
  对这结果，三派自然都不满意。
  但跟厌恶天书，尤其在王钦若回京后，就时刻防备着他又借此东山再起的寇准此时的怒火中烧相比，王钦若则要耐心很多，对寇准的瞪视，也能淡然自若地回以一笑。
  当朝里人多被这两人的争锋引去注意力时，陆辞却重点在看面色如常的丁谓。
  在直接令陷害他未果的周怀政失势后，饶是陆辞认为周怀政已无法有再起之机，但对周边的戒心，却时刻没有放下过的。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周怀政当权那么多年，哪能没几个忠诚的党羽？
  然后，陆辞最近发现，忠心耿耿追随周怀政的人——
  还真没有。
  他既无扎实出身，也无家族子孙，势力虽盛在一时，却完全建立在皇帝的恩宠上。
  于是要完全衰败，也不过是皇帝的一句话而已。
  且他在宫中行事，向来霸道，聚于其身边多是慕其势的小人，现树倒猢狲散，不去落井下石，他们自认就已经足够厚道了。
  但陆辞还是在寇准的暗中配合下，将曾跟周怀政交好的人仔细调查了一通，更将那份整理出的名单给背了下来。
  朱能赫然在列。
  不过，朱能究竟是何等居心，在陆辞心里，已是次要的了。
  单是其欲要勾起好不容易歇了求神拜佛之心的官家，让轰轰烈烈的‘天书’闹剧卷土重来这点，就无论如何无法容忍。
  见皇帝姿态暧昧，朝中一时陷入狂乱之中。
  对此深恶痛绝的清流党中，跳得最高骂得最狠的，还不是寇准，而是孙奭。
  这位太子讲师，素来对天书之事秉持反对到底的态度，此时亦不例外，暴跳如雷地在上述中直接指陈朱能为妄言祥瑞的“奸险小人”，要求皇帝立马斩了朱能，以儆效尤。
  赵恒不听。
  陆辞虽佩服孙奭的铮铮傲骨，但对其上书的措辞，却很是哭笑不得。
  有那句“天且无言，安得有书”，哪怕官家有那么点想听的心思，也绝无照做的可能了。
  若这么做了，岂不是亲手证明了‘世间并无天书’的真相？
  那官家前十几年大费人力财力，闹得举国上下跟着疯魔的‘天书下凡’，不就成了最大的笑柄了吗。
  不起反效果，就已经不错了。
  官家不听劝，孙奭也不消停，而是一天一封地往上递去。
  哪怕字字句句都在骂朱能是个装神弄鬼的奸佞，但对本就心虚的赵恒而言，要套用在自己身上的话，也绝对是合适的。
  最后实在不耐烦了，他便将这脾气臭硬、却因士林中极具德望的孙老爷子升了一阶，但把人远远调走，充当兖州知州，还直接委派了个治水的职事。
  免得孙奭太闲，离远了仍能不断上书，倒不如让他忙治理黄河的千古难题去。
  但在还在观望的大臣们眼里，这一手无异于明升暗降。
  既然持反对意见的孙奭倒了大霉，老大年纪被调出京不说，还得做治水的脏累活，甚至是最难取得好成效、吃力不讨好的黄河的话……
  一夜之间，与王钦若立场相同的人，突然就变多了起来。
  皇帝摇摆不定的心思，仿佛也渐渐朝王钦若这派倾斜。
  然而对一身傲骨的清流而言，因反对奸佞而被迫离京，哪怕再有损仕途，同时也是再荣耀不过的了。
  于是第二个慨然以身试‘法’的人，就出现在孙奭离京的第三天——一直在寇准和丁谓间基本保持中立，只就事论事的王曾，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
  早在赵恒头回试图折腾天书时，王曾就列出过五大害用以作劝谏。如今在官场上摸爬打滚这么些年，他骂人骂骨的措辞，洋洋洒洒的大长篇下来，自是更狠了。
  陆辞听着，一下就从那慷慨激昂中听出了几分玄机，不禁笑了笑。
  跟孙奭的真耿直、指桑骂槐怼皇帝的痛快淋漓不同的是，王曾明显要圆滑得多。
  他在折子之中，从头到尾只将朱能这一主持者骂了个体无完肤，却对‘天书’是否属实这点进行春秋笔法，不予切实评判。
  对于皇帝，更是只有‘心思仁善’、‘受佞蒙蔽’等痛惜的词句来形容。
  官家再听起来，无疑就比听孙奭的句句都带耳光的‘劝谏’，要舒服太多了。
  眼见着已经倾向于寇准王曾这头的官家，将让这场吵得不可开交的闹剧得出一个结论时，到了真正那天，却忽然彻底改了主意。
  于是王曾被罢去参知政事一职，为尚书礼部侍郎、判都省。
  取而代之的，不是别人，正是王钦若。
  寇准听得这一结果时，当场黑了脸。
  作为被降职的当事人，王曾却是对此早有预料一般，风度十足地揖拜谢恩了。
  寇准则只勉强撑到早朝结束后，就将袍袖狠狠一扫，头也不回地出了殿。
  背后留下的，是略微心虚，却因寇准表现出的桀骜不驯，而脸色万分难看的皇帝。
  当看到皇帝愤怒的冷哼一声，拂袖而去时，面上带着看似谦逊的微笑，眼底却是松了口气后的得意的新参知政事，王钦若忍不住扬起了嘴角，与林特等人行去。
  毕竟林特掌计省，若陛下有意修建宫观以供奉天书，就少不得林特的汇报。
  朝中出了如此大事，陆辞尚能一心一意地给太子讲经，赵祯反而心思飘了。
  等到课程结束后，赵祯就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老气横秋道：“左谕德，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陆辞虽知他小小年纪，就是个体贴人的柔善性格，却不想他这般小就忧国忧民，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知晓官家做的，并不是有利民生的好事。
  他忍住摸摸对方此刻写满了‘沮丧’的脑袋的冲动，微笑着讲起了故事：“不知太子殿下可知道，民间一些猎户，是怎么活捉野猪的？”
  虽未亲眼见过，但对野猪的凶狠程度，作为饱读诗书的赵祯，自然不可能不晓得。
  因陆辞声音好听，口气又很是温和，他不忍叫最喜欢的左谕德失望，便勉强提起心思，假装好奇地问道：“不是以利器，设陷阱相攻么？”
  陆辞笑眯眯道：“臣在汾州任知州时，识得一子，姓狄名青，仅比殿下长两岁，却已有活捉野猪的本事了。”
  赵祯听是与自己年岁相近者所为，不免有些不服气。
  他并未意识到，自己争强好胜的意识在悄悄冒头，只努力公正道：“一小郎君，纵使天生神力，又如何斗得过野猪？怕是市井间以诈传诈，或是其父辈所为，被安到他头上了吧。”
  陆辞笑着解释：“此为臣亲眼所见，可谓千真万确。他所用方法无他，不过先探查得野猪出没之地，旋即耗费十日，挖地数尺，上铺设干草枯枝……”
  只不过陆辞有所不知的是，这个叫太子都听得津津有味的‘狄青猎野猪’的故事，狄青设陷阱的最初目的，却非如此。
  狄青起初其实是想逮只麂子给陆辞补补身，才将这陷阱挖得这么深，就为困住身形矫健，腾跳厉害的麂子。
  结果那么多天的心血，却叫一只大大咧咧地偶然路过、皮糙肉厚的野猪给踩了。
  他万分心痛之余，唯有将错就错。
  令狄青倍感安慰的是，对这头被五花大绑，用木车送上门来的活野猪，陆公祖也很喜欢。
  哪怕为此挨了对方一顿狠骂，狄青也甜滋滋的，在被窝里偷偷乐了好久。
  狄青唯一不知道的是，陆辞料定了他不肯收，就将买野猪的钱给交到了学舍里，让学舍里人再用回他身上去。
  将这不长不短的小故事讲完后，陆辞向一脸神往的太子最后总结道：“欲猎凶兽，需先令其耗尽精力，力竭而无法伤人时，再出手收之，殿下认为如何？”
  赵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作者有话要说：　　注释：
  这章里出现的事情，其实是我化用了史上发生的真事。
  史上再次进献天书的人，其实是寇准……
  他彼时被罢相，太过心急回去，于是晚节不保了。
  我这里有了改动，主要是陆辞起的作用，时间线事件线都乱了，还有个原因，就是我不愿看到寇准如此吧。
  以下是具体内容：
  天禧元年（1017）年底，有两个巡查皇城的亲从官，发神经一般动了怪心思。
  他俩被玉清昭应宫的“天书”和各类法物、珠宝、金银诱惑得忘了生死，决计要“盗宝”。很难设想他们盗了这类东西要做何用场，放在家中，胆战心惊；倒手出卖，没有市场——谁敢买？但这两个不逞之徒，却要做这么一场泼天大胆的梁上事业。到了他俩夜宿长春门时，就用一把钢刀，慢慢撬开了墙壁，进入玉清昭应宫，居然还就将“天书”等物盗走了！但大宋神探很快破案，盗贼被砍断双手示众三日，而后正法，二人所部主管将校降职处分，皇城司官被罚铜。
  此事很有可能启发了一个叫朱能的人。
  朱能本来是一个团练使家中的仆人，史称此人“性凶狡”，不是善茬。当时宫廷的大宦官周怀政正在内庭用事，很得真宗信任，不少人都在巴结他。朱能就想尽办法贿赂周怀政的亲信，得以见到这位大宦官。在“神道设教”的举国气氛中，朱能也开始大谈神鬼怪异之事，周怀政被他诱惑，就推荐他来做官。当时真宗晚年身体欠佳，朱能做了御药使，领了一个刺史。
  朝廷有命在陕西终南山兴修道观，朱能以永兴军巡检身份，经营其事。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殿直刘益，他俩在一起就开始施行“头脑风暴”，大搞神怪创意，造作“符命”，假托“神灵”，指点社稷之“吉凶”，评说臣辅之“善恶”，凡此种种，仿佛在朝廷之外，另外设立了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清议机构。
  终南山所在地，恰是寇准第一次罢相外放的永兴军暨陕州辖境。朱能知道寇准大名，又在寇准麾下，很是讨好老相公。
  寇准一生自信，喜欢人来趋附于他，所以对朱能这类“怪力乱神”行为，“依违”而已，或赞同或反对，不做更多干预。但朱能却想借助寇准的名望，将神道事坐实，因此一力拉寇准下水。
  天禧三年（1019）三月，朝廷收到了寇准的一份奏章，说有“天书”降在辖境乾祐山中。朝廷内外一看这奏章，就知道不应该是寇准干的事，因为寇准一向反对“神道设教”。但真宗不怀疑。
  永兴军献“天书”一事，最有可能的是参知政事丁谓。
  丁谓明白得很，如果寇准来献“天书”，真宗重新起用寇准，寇准就会对我丁谓感激涕零。而寇准“洗心革面”，由不赞同“神道设教”转为“敬献天书”，这就等于向我们丁谓一派做了投名状，不怕不跟着“我们”走。此外，王钦若作为我丁谓最大最实在的竞争对手，引入他的“宿敌”寇准，也是最好的人生战略布局。此之谓“一石?三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