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欧语系虽品种繁多，但同出一源，其中有拉丁语一分为多，有日耳曼语一分为多，分家兄弟仍分享着几分相似的容颜，是大同小异或明异暗同。
  此后，英语在英伦三岛上形成，作为“三次入侵和一次文化革命”的产物，被丹尼尔·笛福视为“罗马撒克逊丹麦诺曼人”的共同创造，其中包括了日耳曼与拉丁两大语流的别后重逢，可视为发生在欧洲边地的远亲联姻。
  由此不难理解，英语虽为混血之物，仍承印欧语系的自家血脉，与各个亲缘语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位南欧或中欧人学习英语，或多或少仍有亲近熟悉之便，不似中国人一眼望去举目无亲，毫无依傍，缺少入门的凭藉。
  另一方面，汉语曾被沙漠和高山局限在东亚，是十六世纪以后一个民族逐渐沦入虚弱时的语言，虽有一份恒定与单纯，却缺乏在全球扩张的机会。可以比较的是，英语凭借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超级大国的两代强势，在长达近三百年的时段内，由水手、士兵、商人、传教士、总督、跨国公司、好莱坞影片、bbc广播、微软电脑软件等推向了全球，一度覆盖了和仍在覆盖世界上的辽阔版图。在这一过程中，物种一经遗传就难免变异，规模一旦庞大就可能瓦解。英语离开母土而远走他乡，实现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结果，竟是变得五花八门和各行其是。尽管“女王英语”通过广播、字典、教科书等等，仍在努力坚守标准和维系破局，但不同的自然条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形态，使散布在欧、美、澳、非、亚的各种英语变体，还是无可挽回地渐行渐远。到最后，世界上不再有什么标准英语，只有事实上“复数的英语”——包括作为母语的英语、作为第二语的各式英语，包括贫困民族和贫困阶层那里各种半合法的“破英语”。高达五十万的英语词汇量，比汉字总量多出十几倍，就是分裂带来的超大型化，大得让人绝望。一个英美奇才尚无望将其一网打尽，中国的学习者们又岂能没有力不从心的沮丧？
  更重要的是，生活是语言之母，任何绕过相应生活经历的语言学习必定事倍功半。当英语仅仅作为一门外语时，在学习者那里常常只是纸上的符号，无法链接心中的往事，于是类似没有爱情的一纸婚约，没有岁月的一张日历，或者是庭院房屋已经消失的一个住址，没有生命感觉的注入，不是活的语言。学习者们不一定知道，英语中所有寻常和反常的语言现象，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过都是历史的自然遗痕。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英语是先民游牧的语言，是海盗征战的语言，是都市和市民阶层顽强崛起的语言，是美洲殖民地里劳动和战争的语言，是澳洲流犯、南洋商人以及加勒比海地区混血家庭的语言，是南非和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语言，是资本主义技术精英在硅谷发动信息革命的机器语言……中国人置身于遥远的农耕文明，没有亲历这诸多故事，对英语自然少不了经验障碍；如果对这一切又没有足够的知识追补，真正进入英语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