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不禁一愣：
  “凭什么说我反叛？莫非传令给司马错等人的使者被捉泄密？
  但送出的只是预定的暗号，使者自己也不会知道含意呀？”
  不容他多想，卫队长冯凯大汗淋漓的匆匆进来报告：
  “有无数的百姓，或手持木棒、砖瓦，大多赤手空拳，朝府上拥来！”
  商鞅的反应很快：
  “肯定是他们一时凑不齐兵马，便以新君之名派人蛊惑无知小民趁机捣乱、浑水摸鱼以争取时间。”
  便慢慢站起，冷静地说：
  “没什么，不必慌，我去看看。”
  此时府门已经紧闭，府外大街上闹哄哄地挤满了“乱民”。
  各条街上还有数不清的人蜂拥而至、络绎不绝。
  先到府前的则已动手砸门，胆大的青年人还试图跳入墙内，大家正在兴头十足地忙得汗流浃背。
  突然，有人发现商君冠服整齐地站在门楼上，不禁叫了一声：
  “在那儿！”
  惊动众人一齐仰头上望。
  商君只咳嗽一声，人们就像被施了“定身法”给定住似的，立刻安静下来。
  大气儿都不敢出，再没一个人乱说乱动。
  商鞅沉着脸，用目光在人群中扫视个来回后，才大喝道：
  “尔等意欲何为？还不快滚？”
  这些人果然听话，就如炸了巢的蜂一般，轰一声一齐向后转，扭头就跑。
  尽管暗中操纵的人还想拦阻，但毕竟人少，怎挡得住那有如决堤后的滚滚洪流？
  后面的不知出了什么危险，也纷纷往回乱跑，刹那间商府前便又是一片寂静。
  商鞅只一句话就吓跑了成千上万的“暴役”，可见他素日在秦国之威严。
  商鞅脸上刚浮笑意，突然一愣：
  远处街角忽闪出“司马”的大旗，御林军们拦住了“乱民”们的退路，并驱赶他们再涌向商府。
  他不封锁宫门，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对付这些无知小民还用你帮忙？
  目前最重要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控制那些更具危险的政敌们啊！
  但司马错似乎没领会他的意图，御林军把“乱民”们驱赶到府前后竟突然大喊：
  “新君有旨，无论军民，捉住判贼商鞅赏万户侯！”
  御林军不同于那些暗中操纵者，他们是“新君”的代表，传达的“旨令”也就更具有威信。
  肯定是“真”的。
  对商君的怨恨和万户侯的重赏，重又鼓起群众近乎盲目的热情。
  在阵阵滚雷般的呐喊中，潮水似地向商府再摆开一轮轮猛烈的冲击，砖瓦石块铺天盖地地投入府中。
  冯凯搽着热汗劝商鞅：
  “上万的乱民都疯狂了，后边还有御林军撑腰，很快就会冲进来。
  我和弟兄们再拼命挡一下，您快走吧。”
  老仆商安捧上一套平民衣服……
  商鞅意识到：
  自己被司马错出卖了！
  却不明白，他怎么变得这么快？
  但形势已不容许他再研究分析被出卖的原因。
  危险迫在眉睫，不能再矜持冷静、假装镇定了，确实必须马上“仓皇出逃”。
  便顺从地换了衣服，总算还嘱咐了冯凯一句：
  “你们顶一下也赶快撤。”
  可惜，他刚跑出后门，冯凯的卫队和家丁们就被汹涌的人潮所淹没……
  商鞅称得上当时的“大政治家”。
  虽然欺骗公子卬取西河的手段称不上光明正大。
  但他的专业还是如何管理国家，统治民众。
  对于运用阴谋诡计于人之间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则稍逊一筹。
  而公子虔等正相反：
  对于如何富国强兵一窍不通。
  但为了一己之私，什么口蜜腹剑、栽赃陷害、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扇阴风、点鬼火、策划于密室等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在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知道斗不过商鞅，便把希望寄托在憎恶商鞅的太子驷身上。
  由于商鞅的权势已仅次于秦孝公，新君继位也很难扳倒他，所以必须采取积蓄力量的策略。
  公子虔等被削职为民只是不能参与朝政，作为“庶民”行动自由并不受限制。
  而且他也没有因为受刑便真羞得“八年不出”，只是行动不再张扬而已。
  他们可以通过“清晨锻炼”、“午间聚餐”、“夜半小酌”等不引人注意的方式与朝野人士频频接触。
  投其所好，揭其隐痛，建立感情上的一致，慢慢渗透，再喻之以“利、害”威胁引诱。
  逐渐凝聚成一团越来越大的“反鞅”势力。
  另一方面，商鞅的政策虽然能调动积极因素。
  但对于已踞居一定位置的官员们来说，是“苦”多于“乐”。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争取更多，按新法，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劳动，而懒惰失误，则要受到无情的惩罚。
  “勤劳”是有尺度的，无论工商还是官员军人，达不到要求就不能获取，而稍不检点，惩罚就立即降临。
  所以，筋疲力尽后而受赏，并无感谢的心情；
  而被惩罚则对他恨之入骨，结果必然是“亲之者寡，怨之者众”，在位越久，积怨越深。
  除了赵良、景监几个人，其余对他都是虚情假意。
  商鞅之不得人心还在于“新法”的内在缺陷：
  它对富国强兵起到巨大作用，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也从中获得利益，对此他们当然热烈欢迎。
  但正如孔子所指出的：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平均分配”，得到最大最多的必然是少数。
  于是大多数人的心态便会形成不平衡，由怨生恨。
  一切动物，无论是否有理性，都存在一种“惰性”。
  在接近满足需要或遇到不易逾越的阻力时，自身的活动便趋向于“静止”。
  必需受到外力的推动或借助惯性才能驱使之通过这个“死点”。
  在现代的西方是以残酷的“生存竞争”来解决。
  而战国时的商鞅则是挥起“重赏”和“严惩”这两根大棒。
  可惜，“公平公正”只是相对的。
  “重赏”仍倾向于上层，“严刑”则多施于平民。
  所以，不仅他的政敌，在社会基层也广播下仇恨的种子。
  “以法治国”可以富国强兵，却又会给商鞅带来足以淹没他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商鞅的悲哀。
  赵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劝谏商鞅急流勇退。
  但商鞅意识到了，却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公子虔等老政客，则充分利用了这个趋势，在商鞅身边织起一道道罗网。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平民百姓在某些人的鼓动下积极投入“反鞅运动”。
  司马错也看到商鞅虽然位高权重，但仇敌太多。
  新君继位后，他的权势地位不一定稳固，不是可靠的后台。
  所以太子驷一亮明态度，便隐瞒了自己的“内线”身份，向新君效忠。
  并迅速执行新君的命令，带来御林军去捉拿商鞅。
  不过此时他仍处于犹豫之中，商鞅有如一座巨大的冰山，尽管不如泰山、华山那么稳固。
  但太大了，以人力能扳倒吗？
  他不能不脚踏两只船，无论哪一方占上风，自己在政治上都有双保险。
  所以在兵发商府的途中还在准备见到商鞅后的另一番解释。
  然而，当看到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都在叫喊捉拿商鞅的时候，他终于拿定了主意：
  商鞅肯定完蛋！
  其实不止司马错，还有许多曾经积极支持商鞅变法的人。
  在孝公病重时就看出商鞅大势已去，而开始向“反鞅方”或暗送秋波、或公开靠拢。
  所以商鞅早就众叛亲离，甚至连准备倚靠他夺取王位的右更将军也放弃欲望，没有听从他的号令。
  在这种形势下，就算司马错仍按他的计划行事，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也是个未知数。
  可怜商鞅聪明一世，竟糊涂一时！
  在几个卫士的掩护下，商鞅趁乱逃出咸阳城。
  为了隐蔽身份，扮成了小商贩，也没敢带随从。
  躲到天黑后，摸进城郊小镇，便找个客店想休息一夜，明朝再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