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就是因为这样为官正直，被升任知制诰。
  他坚决辞谢，改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
  他当了知谏院之后，更是直谏不已。
  皇帝的充媛董氏去世，赠为淑妃，罢朝持服吊丧，官员们送柩下葬，决定谥号，实行封册之礼，出葬赐给仪仗队。
  司马光立即上谏说：“董氏品秩本来微贱，临死时才拜为充媛。古代妇人没有谥号，近代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是用来奖赏军功，不曾施给妇人。唐代平阳公主因有举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得以赐给仪仗队。到韦庶人时开始后妃、公主出葬那天都给予鼓乐，这不是完美的典章制度，不足以效法。”
  这时，有司为了迎合皇帝，决定后宫封赐追赠的办法，皇后与妃子都追赠三代祖先。
  司马光反对说：“妃子不应与皇后同制，袁盎撤除慎夫人的席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天圣亲临郊外祭祀，太妃只追赠二代，何况是妃子呢？”
  有司在司马光的反对下，不敢越礼。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再强调礼的重要性，正是他为人的写照。
  之后，赵曙即皇帝位，有病，慈圣光献皇后同朝听政。
  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太后有保佑先帝之功，只因亲用外戚小人，受到天下人的攻击。现在正是摄政之际，大臣中忠实厚道的如王曾，清正纯明的如张知白，刚果正直的如鲁宗道，朴质正直的如薛奎等人，应当信任重用；猥琐庸俗的如马季良，谗言谄媚的如罗崇勋等人，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才会信服。”
  等到赵曙病好后，司马光预料一定会有追赠隆遇亲生父母的事情发生，便上奏：“汉宣帝为孝昭帝的后代，最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汉光武帝上继统元帝，也不追尊巨鹿、南顿君，这是万世永久的制度。”
  后来诏命两制集中讨论濮王应奉典礼之事，学士王王圭等人互相观望不敢首先发言，唯独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他的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当按照封赠期亲尊属的成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
  议崇既定，王珪立即命令吏员以司马光的手稿作为根据。
  此议上报后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同，御史台据力以争，都被罢斥去职。
  司马光请求留任他们，没有得到许可，于是司马光请求与他们一起贬官。
  赵曙知道司马光是个正直之人，对他没有处分。
  王广渊被任命为直集贤院，司马光认为他奸妄邪恶不可亲近，当下上书皇帝说：“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薄待张美。王广渊在仁宗时代，私自结交于陛下，难道是忠臣吗？应当加以贬斥以劝勉天下。”
  赵曙对司马光的正直很赞赏，升任他为龙图阁直学士。
  不久，又提拔司马光为翰林学士。
  司马光极力辞谢。
  皇帝说：“古代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没有文采，有的有文采而没有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而有之。你有学问有文采，为什么要推辞呢？”
  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句。”
  皇帝说：“四六句像两汉时的制书诏令那样就可以了；况且你能够取得进士高第，却说不能作四六句，为什么呢？”
  皇帝还是坚持任命他为翰林学士。
  之后，御史中丞王陶因议论宰相不押班而罢职，司马光代理御史中丞。
  司马光对皇帝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罢职，那么中丞之职不可再为。我愿意等待宰相押班后，然后就任该职。”
  朝廷准许了他的请求。
  司马光于是上疏论修心的要旨有三条，叫：仁义，明智，武略；治国的要旨有三条，叫：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
  司马光又说：“我得以事奉三朝，都是以这六句话呈献，平生历学所得，全部都在这里头了。”
  御药院的内官近臣，宋朝常常用供奉官以下的人充当，升到内殿崇班职位就出任地方官；近年暗中理顺官阶，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因而弹劾高居简奸妄邪恶，请求加以远远流放。奏章五次呈上，赵顼为了替高居简开脱，全部废除寄资官，不久再留任二人。
  司马光又据理力争。
  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认为他不负众望协调，赵顼没有同意司马光的意见。
  司马光继续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他在此之前，担心由于历代史籍浩繁，皇帝不能全部阅览，于是写了《通志》八卷呈献赵曙。赵曙很高兴，命令在秘阁设置机构，续修这部书。到这时，司马光完成了《资治通鉴》，赵顼给此书命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给此书写了《序》，让司马光每天进读。
  这一书，也成就了司马光史学家的名声，一部与《史记》可以相提并论的史书。
  司马光用他的为人和处世原则，获得了极高的人望。
  以他现在的地位和名声，比起新崛起的王安石来，那肯定是压他一头。
  王安石无奈的是，这样的司马光，成为他的死对头。
  王安石执政后，颁行新法。
  司马光上书陈述新法的好处和害处。
  他在迩英殿进读，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神宗说：“汉代永远遵守萧何的成法不变，可以吗？”
  司马光回答说：“不仅汉代，假使三代之君永远遵守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制度，即使到今天存在仍然可以。汉武帝对汉高帝的约束之法多有改动，于是盗贼满天下；汉元帝改变孝宣帝的政治，汉朝于是衰落。这样说来，祖宗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
  王安石对此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可学，人言不可怕！”
  吕惠卿说：“先王制度，有一年一变的，‘正月天气开始暖和，在宫廷外门颁布法令’就是这样；有五年一变的，皇帝巡行境内考察制度就是这样；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世轻世重’就是这样。司马光所说的不正确，他的意思是讽喻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