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因与辽国谈判有功，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被授职枢密副使，也就是相当于副宰相了。
  富弼却坚决辞谢，皇帝只得改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学士。
  七月，富弼上言说：“契丹已与中原互通友好，议者就说平安无事了，万一契丹破坏盟约，臣下即使死了都还有罪。希望陛下考虑契丹轻视侮辱我们的耻辱，卧薪尝胆，不忘修治朝政。”
  赵祯接受富弼的建议。
  一个月后，朝廷又重申以前的任命，让宰相告诉他说：“这是朝廷特地任用，不是由于出使辽国的缘故。”
  富弼这才接受任命。
  赵祯之所以重用富弼，是因为他急切地想把国家治理得兴盛，当下多次督责宰相辅臣们，下诏督责富弼与范仲淹等人，又打开天章阁，给予笔和纸，让他们写下要办的事情，并且任命范仲淹主管西部边境之事，富弼主管北部边境之事。
  富弼上奏当世的事务十余条和安定边防的策略十三条，大致内容是进纳贤才斥退无能、阻止侥幸之徒、革除过去的弊端为根本，打算逐步更换监司中没有才能的人，让监司裁减所属各部的官吏，这样小人就开始不高兴了。
  元昊派遣使者带来书信，称男不称臣。
  富弼说：“元昊臣服契丹，而元昊不向我们称臣，这样契丹就是天下无敌了，不能允许。”于是斥退其使者，西夏在富弼的强硬下，终于向宋朝称臣。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辽国在云中受礼，而且出动军队与西夏一起讨伐呆儿族。
  呆儿族离河东很近，赵祯怀疑二边共同谋划。
  富弼说：“没有理由出兵，辽国是不会干的。元昊本来与契丹相约互为左右，如今辽国单独享有大量的岁币，元昊有怨言，因此在威塞筑城加以防备。呆儿族多次进犯威塞，辽国怀疑是元昊指使的，因此造成了这场战争，怎会联合起来进犯我们呢？”
  有人请求调动军队加以防备，富弼说：“这样正好中了他的计，臣下请求任其如此。”
  赵祯于是停止发兵，辽国终于没有进犯宋朝。
  之后，富弼和范仲淹发动庆历新政，得罪了以夏竦为主的官僚。
  夏竦用计，将富弼和范仲淹击败，贬出了朝廷。
  富弼就此去地方任职，他见河朔发生大水，老百姓到处流浪讨饭，当下规劝所部属的老百姓拿出粮食，加以政府的粮食，获得公私庐舍十余万栋，将流民各地安排，以供给柴水。
  官吏中前资、待缺、寄居的都给予俸禄，让他们在老百姓聚集的地方，对老病衰弱者给予粮食，记载这些官吏的功劳，约定到时候替他们上奏请求赏赐。
  富弼又把山泽森林池塘之出产有利于老百姓生活的食物，都听任流民自行获取；至于死掉的人，就用大坑合葬，将它叫作“丛冢”。
  就这样，帮助饥民渡过了一年，到了第二年，麦子成熟，老百姓依路的远近，接受粮食回家。
  他一共救活五十余万人，招募流民为兵也达到了万人。
  富弼在此次救济饥民上，可谓功劳极大，善莫大焉！
  赵祯听说后，派遣使者嘉奖慰问，授富弼礼部侍郎。
  富弼却推辞说：“这是守臣的职责。”当下辞谢不予接受。
  不久，地方上王则叛乱，齐州禁兵打算响应，有人便到富弼处进行禀告。
  齐州禁兵不归富弼统领，担心事情泄露发生变乱，刚好宦官张从训受命来到青州，富弼考虑他可以任用，当下暗中将此事交付给他，让他骑马到齐州，发动士卒攻取齐州，结果兵败，没有一人得以逃脱。
  富弼立即弹劾自己所犯专擅的过失，赵祯却奖赏他，又让他任礼部侍郎，富弼再次辞谢不接受。
  赵祯便升他为大学士，调任知郑州、蔡州、河阳，加观文殿学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赵祯诏令富弼授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与文彦博同时被任命。
  宣制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互相庆贺。
  欧阳修也皇帝叩头致贺。
  这时，赵祯身体不适，大臣不能得见，中外忧虑害怕。
  富弼、文彦博入朝询问病情，于是假祭祀之事住宿到晚上，每件事都禀报后才做，使得宫内严肃整齐。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富弼当宰相。
  他遵守礼仪，按过去的办法处理问题，顺从公众议论，没有任何偏心。使得百官尽职，天下平安。
  之后，富弼由于母亲丧事离职，诏令为此免除春宴。
  按过去惯例，宰相遇到丧事都起任官复原位。
  赵祯空着职位五次起用他，富弼说这是金革变礼，在太平之世不能施行，终于不听从任命。
  一直到英宗即位，才召为枢密使。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富弼调任汝州判官。不久，皇帝诏令入朝觐见，允许坐轿到殿门。
  宋神宗御内东门小殿，让其儿子从宫门进入，而且命令他们不要跪拜，坐下谈话，然后从容地向富弼询问治国之道。
  富弼知道宋神宗果敢有所作为，上对说：“人主的喜好和厌恶，不能让人窥测到；能窥测，那样奸人就会逢迎。应当像天监视人一样，善恶都自取，然后进行惩罚奖赏，这样功劳和罪恶都各得其实情。”又询问边疆之事，富弼说：“陛下即位不久，应当广布恩德施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提用兵之事。”
  宋神宗沉默不语。
  双方一直谈到日影西移，富弼这才告退。
  宋神宗打算富弼画像将他以集禧观使留在京师，富弼极力推辞，到郡县赴任。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皇帝诏富弼授职司空兼侍中，赏赐上等府第，富弼全部辞谢，任以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这时，有人向宋神宗说灾异都是天数，不是人事得失所导致的。
  富弼听后叹息说：“人君害怕的只有天，如果不畏惧苍天，又有什么事不能干呢？这一定是奸人想进邪说，来动摇皇帝的意志，让辅佐谏争的大臣，没有地方施展他们的才能。这是治乱的关键，不能不尽快救治。”当下上书数千言，极力论说此事。又说：“君子小人的进退，关系到皇帝治道的消退与增长，希望仔细辨察，不要以相同为喜相异为怒、以喜怒决定任用取舍。陛下喜欢派人侦察外边的事情，因此奸邪险恶之人得志。又发布很多亲自写的批文，如果每件事都正确，这也不是做君主的办法；假如十分之七八正确，积日累月，过失也就多了。如今朝廷内外的事务逐步有所变化，大抵是小人喜欢制造事端，希望陛下仔细观察，不要有后悔的地方。”
  宋神宗对富弼的上书，亲自书写诏书进行褒奖答谢。
  之后，富弼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和他发生冲突，这些，我们讲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