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二回 李大钊慷慨就义 汪精卫公开分裂(
作者:
若愚 更新:2024-05-15 05:27 字数:3929
第六二回李大钊慷慨就义汪精卫公开分裂(下)
再说南京方面,武汉政府的北伐给蒋介石提供了有利机会。蒋介石面对局势,权衡再三,决定也出兵北伐。他要紧紧抓住“北伐”这面革命的旗帜,先行北伐,再回过头来对付武汉政府,消灭共产党。蒋介石召集将领,进行战前动员,大讲“北伐革命之双重目的”,称:“一是要打倒北洋军阀,二是要打倒共产党。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国民革命要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我们此次出兵,务要迅速前进,百倍努力,先将北洋军阀打破,再来解决武汉的共产党。”
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了继续北伐的命令。他自任北伐军总指挥,分兵三路,分别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率领,向北挺进。此时,唐生智率领的武汉大军早已连战连捷,逼近郑州;冯玉祥的部队也已攻占洛阳;河南战局,大势已定。南京的蒋军从浦口渡江,沿津浦路北上,进击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一路长驱直入,几乎未遇到强敌抵抗,半月之后,便顺利占领了徐州。蒋介石的势力轻而易举地扩展到陇海线。
蒋介石在北伐的同时,对武汉亦采取了军事措施。他用封官的手段,唆使武汉政府下属的军队不断叛乱、骚扰。他先后密令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前敌总指挥,由万县举兵东下,进攻鄂西;委任袁祖铭为四十三军军长,将部队开抵巴东,宣布反共;任命周西成为二十五军军长,由黔东出兵湘西,对武汉形成包抄之势。5月17日,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杨森部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公开叛变,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干部四千余人,并乘虚袭击武汉。武汉政府派遣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前往阻击,将夏斗寅部击溃。
5月21日,在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怂恿下,驻守长沙的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农讲所、国民党省党部等二十多处机关、团体,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的武装,释放了全部在押的土豪劣绅,肆意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运动骨干,一万多人惨死在许克祥的刀下。事变后,许克祥组织“救党委员会”,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南京政府。接着,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也发生叛变,“遣送”共产党人出境,封闭工会、农会,解除工农武装。蒋介石导演的这些军事行动,加速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也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叛变革命的步伐。
当是时,武汉与南京之间矛盾激化、剑拔弩张。中原会师后,号称拥有五十万雄兵的冯玉祥便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武汉、南京都想方设法拉拢冯玉祥为助,借以增强自己的势力。而武汉政府在日益严重的危机面前,争取冯玉祥的支持,则显得尤为迫切。汪精卫认为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如何,将是武汉政府生死存亡的关键,便急不可耐地决定与冯玉祥会晤。
6月8日,武汉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率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等人赶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谈。汪精卫恭维冯玉祥道:“冯总司令战功显赫,劳苦功高。”冯玉祥表示:“只要有利于北伐革命大业,冯某无不尽力以赴。”汪精卫公开摊牌:“北伐大业,即将完成。然蒋介石背叛总理遗训,另立中央,分裂政府,已成为党国之叛逆。共产党人煽动工农,篡夺权力,亦为党国之心腹大患。还请冯总司令与中央政府同心同德,讨蒋反共;是为至关重要。”冯玉祥内心彷徨,犹豫不决。徐谦、顾孟余、谭延闿、孙科乘机大肆鼓动,终于引起冯玉祥的共鸣。冯玉祥表示道:“清党反共,冯某与中央政府完全一致。至于讨蒋一事,冯某以为不可。冯某的西北军经费极为困难,无力支撑长期战争。再说蒋介石也是革命同志,党国重臣,不应与其兵戎相见。冯某对武汉、南京两方面,不敢存厚薄之成见。冯某以为,武汉与南京之间应该放弃分歧,携手联合,共同完成北伐大业;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汪精卫无言以对,只好退让,道:“武汉政府正处在多事之秋,北伐之事只好暂停。河南与西北大局就请冯总司令维持,唐生智率领的大军全部退出河南,返回武汉,平息叛军和共党作乱。”冯玉祥闻言大喜:“如此甚好。冯某将在辖区内清党反共,与中央保持一致。”会后,汪精卫等人返回武汉,唐生智所部亦退出河南,北伐计划半途而废。
郑州会议期间,蒋介石密切注意汪、冯的动向,多方刺探其会谈内容。他以为只要把冯玉祥拉到南京方面,即可完全压倒汪精卫和武汉政府。为了拉拢冯玉祥“讨汪反共”,郑州会议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致电冯玉祥,表示欲去开封拜访之。冯玉祥接电细思,认为与蒋谈判既可调节武汉与南京之间的矛盾,又可从蒋介石处得到实惠。于是,冯玉祥复电蒋介石,希望双方尽快在徐州会面。
6月19日,冯玉祥乘车赶到徐州。次日,即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提出:“希望冯总司令在所管辖的范围内立即清党。”冯玉祥慨然应允,随即强调:“武汉军队不得在后方捣乱,仍需回到河南战线,以便完成北伐大业。”蒋介石立即表示赞成,并进一步提出:“武汉政府与共产党人同流合污,实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必须予以讨伐。希望冯总司令与蒋某人联手,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冯玉祥道:“此意不妥。武汉方面已开始实施分共,国民党内部互相残杀,殊无谓也。诚为天下人耻笑。”双方反复讨论,互作让步,蒋介石放弃了会同冯玉祥进攻武汉的计划,冯玉祥则附和了蒋介石实现统一的要求。蒋介石道:“国民党必须统一,不许武汉政府存在。武汉方面的忠诚同志,应速到南京来与我们合作,不要被外人利用。”冯玉祥道:“武汉、南京都是党国同志,以谁为中心,似乎无关紧要。”蒋介石突然表示:“冯总司令的西北军财政确有困难;从即日起,每月由南京政府接济西北军二百五十万元。”冯玉祥闻言大喜,道:“蒋公厚爱,冯某深表感谢。国民革命必须以南京为中心,武汉政府应该予以撤销。冯某愿从中调解,实现党国的高度统一。”在金钱的作用下,不偏不倚的冯玉祥倒向了蒋介石,蒋、冯携手合作,进一步加重了武汉政府的危机。会后,冯玉祥立即致电武汉政府,称:“党国统一,事关大局;望汪、谭诸同志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惟有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进行分共,剿灭工农运动,方能实现南京、武汉异地同心,通力合作。”
徐州会谈刚一结束,蒋介石便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决定中止北伐。除留下一部兵力驻守徐州、蚌埠外,大部军马相继南撤到芜湖以西布防,准备与武汉政府决一死战。
蒋介石回到南京,与胡汉民共同主持召开南京政府、国民党中央会议,决定撤销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恢复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的国民党党籍。西山会议派遂以“反共先进”自居,公然四处招摇;右派分子弹冠相庆,反共声浪甚嚣尘上。
与此同时,武汉方面,汪精卫也加紧了“讨蒋反共”的步伐。他将唐生智、张发奎部调回武汉,沿江东下,进驻九江,与芜湖地区的蒋军形成对峙,双方交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另一方面,汪精卫积极进行“分共”,命令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解除了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迈开了其反共的第一步。接着,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免去了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职务,并勒令其回国。汪精卫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的强烈不满。邓演达致信国民党中央,愤怒斥责了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行径,愤然辞去了在国民党中的一切职务。随即离开武汉,与苏联顾问团一起前往莫斯科。
当此千钧一发之际,陈独秀继续妥协、退让,拒绝党内的正确主张,完全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禁止工农运动的训令,甚至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一律交给武汉政府。6月30日,陈独秀主持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完全牺牲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工农武装,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陈独秀的错误主张遭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批评和抵制。毛泽东反对道:“汪精卫已经举起了屠刀,而我们却要交出武器,岂不成了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周恩来提出:“情况危机,应立即组织实施工农暴动,与反革命势力开战武装斗争。”然而,陈独秀独断专行,蛮不讲理,顽固地坚持其放弃斗争的主张,否决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致使温文尔雅的毛泽东、从不发火的周恩来相继拍案而起,与陈独秀大闹一场。
中共中央的决议,以急电的形式迅速报告给共产国际。旋即接到共产国际的回电:斥责了陈独秀的投降行为,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改组领导机关。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果断停止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职务,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山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委会。次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公开揭露了汪精卫集团出卖革命、违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罪行,撤出了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日,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的叛徒们彻底决裂;随即离开武汉,经上海前往苏联。
7月14日夜,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计划”。15日,汪精卫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会后,立即命令大批军警紧急出动,在武汉地区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接着,汪精卫电令各省、市国民党部、政府、军警系统大开杀戒:“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于是,全国性的大屠杀在各地展开,无数的共产党员、工会干部、农运骨干惨遭屠戮。血雨腥风弥漫城乡各地,死尸残骸抛满荒郊野外。大屠杀持续了一月之久,全国的共产党员由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无辜被戮的工农群众逾四十五万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些不坚定的分子,有的悲观失望,有的消极动摇,有的自首叛变,堕落为革命的敌人。然而,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到,他们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到锤炼,丢掉幻想,重新崛起。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纷纷拿起武器,走向新的战场。这才是:为有牺牲多壮志,前赴后继上战场。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