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走，一边揪了一把苦艾、凑得鼻子上去闻。这苦涩而清香的艾叶味，使他不由想起小时候的端阳节，他和福堂哥总要一大早就爬起来，拔好多艾草，别在门上，别在全家人的耳朵上，然后再揭开喷香的粽子锅……唉，从那时到现在，不觉得几十年就过去了。人啊，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太慢；有时候又觉得太快了，简直来不及做什么！记得文化革命开始时，他刚三十出头，正是风华茂盛之时——结果这好年华白白地浪费掉了。前几年虽然恢复了工作，但也等于仍然在油锅里受煎熬。直到不久前“四人帮”被打倒后，他才好象一下子又变年轻了。只要国家有希望，工作就是把人累死也畅快！他多年来一直处在实际工作中，因此非常清楚十年文化革命所带来的灾难性破坏是多方面的，不可能在朝夕间就消除。
  他常想，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干部，必须在他的工作范围内既要埋头苦干，又要动脑筋想新办法。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仍然是农民的吃饭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大的政策变化，这问题照样解决不了。那么，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最起码先不要把人饿死……临近中午的时候，田福军才走到这个叫土崖凹的小村子。这村子只有十来户人家，是个生产队，属几架山外的一个大队管辖。全村没一个党员，也没一个团员；生产队长轮着当，一年换一个，每个男劳力几乎都当过了。
  田福军被现在队长引到家里吃午饭。队长的一孔土窑象个山水洞一般黑暗，大白天进去竟然看不清家里有几个人。他坐在烂席片炕上向生产队长询问村里的情况。队长的老婆在锅灶上做饭。不久他才发现，这家人六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大点，都挤在门圪崂里惊恐地看他。
  孩子们几乎不穿什么衣服，也分不清男女，一律剃着光头——大概是怕生虱子。午饭端上来后，田福军拿起一个玉米面馍。他刚准备吃，发现这黄馍上沾些黑东西。他一下从炕上站起来，走到后炕头上揭开锅盖。他看见，锅里只有两个玉米面馍，其它都是糠团子。他的喉咙顿时被堵塞了。
  田福军把自己碗里的玉米面馍放进锅里，用手去拿糠团子。他手刚一抓，这团子就被他捏成了一把碎渣子。他顺手拿起锅台上的铁铲子，把这堆渣子铲在自己碗里，然后浇了两勺熬锅水，回到炕上埋下头吃起来。队长一家人吓得连一句话也不敢说。两个大人和六个孩子都眼睁睁地看着他吞咽那碗糠水饭。
  他还没有把饭碗放下，门里突然闯进来一个老汉。田福军还没有反应过来，这老汉就双膝跪在队长的脚地上，一边向炕上的他磕头，一边嘴里连哭带喊：“青天大老爷！快救救我一家人的性命……”田福军慌得一把掼下碗，跳下炕来扶起老汉，问他：“什么事？什么事？”
  老汉连哭带说：“我一家三口人四天都没吃一颗五谷了！快饿死了……”“一颗粮也没了？”田福军问。
  “就是的……”
  “口粮哩？”
  “扣了！”
  “为什么扣了？”
  这时，队长开口说：“他家的小子出门盲流了，公社和大队命令要扣口粮。我们也不敢给……”“我娃也是饿得不行了，才出门的……”老汉哭着说。“走，我到你们家去看看！”
  田福军立刻扶着老汉出了队长家的门；队长本人也紧撵在后面来了。
  田福军进了这老汉家，看见炕上睡着一个老婆婆，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了。他弯下腰问话，这老婆婆连眼皮都抬不起来，更没力气给他回答。在窑墙根下，还有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合住眼靠墙坐着，脸上已经成了青黄色。她见来了生人，勉强用手托着墙站起来，绝望地望着他。
  田福军目睹这惨状，泪水汹涌般从眼睛里淌出来了。他哽咽着，狠狠揪着队长的肩膀，说：“快去盘粮食！”队长愚蠢地嗫嚅说：“公社和大队领导不放给他们分粮，我……”“混蛋！”有教养的田福军忍不住破口大骂。他一把扯住长的衣服，拉着他即刻就去盘粮食。
  当田福军和队长一人扛一口袋粮食回来时，这一家三口人都爬蜒着跪在门口，哭成了一堆……三天以后，遵照田福军的指示，后子头公社把二十几个大队书记都召集在了公社来开会。
  会议一开始，田福军劈头就问：“你们哪个队有断了粮的家户？有多少户？缺多少粮？”
  他的问话刚完，许多支部书记都哭开了。他们纷纷叙说各自队里的不幸状况。看来除过个别村，大部分村子都有许多缺粮户；有的只能维持一两个月，有的当下就揭不开锅了。
  问题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后子头公社今年可能要饿死不少人。不是说这些队没一颗粮食。所有的大队都有“战备粮”。但这些粮食是准备未来打仗吃的；上面规定，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动用——动用这粮食就等于犯法！
  此刻，田福军无法顾及个人的后果——他不能看着把人饿死。他当即决定，立即打开各队的粮库，尽快把粮食分发给缺粮户。战备粮空缺下的数目，以后逐渐再补上——这样就可以看作是借粮，而不是分粮。反正不管怎样，他已经严重违犯了禁令。他想，为此就是把他押到法庭上，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田福军原来还准备在后子头公社呆几天，想再到公路沿线跑几个大队。但县革委会的吉普车突然到这里来接他。因为中央一位老首长来黄原视察工作，这位老首长又是原西县人，过几天就要回县上来，地区要求原西县全力做好接待工作。冯世宽接到通知后，立即派车接所有在外面的常委们回城，商量如何接这位老首长。
  田福军虽然坐在了飞驰的吉普车里，但他的思想还在后子头公社。通过这次匆匆的调查，使他认识到“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农村贫困的局面依然故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他想：战备粮里拿出来的那点吃完了怎么办？还不是要继续饿肚子？
  回到县里的当天晚上，福军在自己家里吃完饭，心情依然不好。他也不愿意和家里人说话，就一个人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他坐在办公室的圈椅里，久久地盯着窗户纸发愣。一张张面黄饥瘦的脸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痛苦地埋下头，用手指头神经质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不一会，他看见白发黑发在桌面上落了一层。他听见有人敲门，就说：“门开着，请进来！”
  他看见门里进来的是他的侄女润叶。他惊讶地发现，他的这个侄女也是面黄饥瘦，就象他在土崖凹见到的那个四天没吃五谷的女孩一样。他以为他刚才的思绪沉浸在那些饥饿的人群中，此刻对自己的侄女产生了错觉。但认真一观察，也觉并没有看错——他的侄女的确象个饥饿人一样憔悴。怎么啦？她难道也没饭吃吗？
  田主任并不知道，他的侄女缺乏的是另外一种“粮食”。侄女自从和李登云的儿子结婚以来，就很少再回他家来。他由于工作繁忙，也分不出心来关怀侄女。他想，润叶已经成了家，已经有人对她关怀和负责了，他自然就不必对她再多操心。润叶现在不经常回他家也是正常的，娃娃自己已经有家了嘛！不管他和登云在工作中有什么矛盾，但他对这门亲事还是满意的。他不是从世俗的门当户对观点来看这亲事——只要两个娃娃互相爱恋，这比什么都强！
  当然，田福军完全不知道这门亲事背后的情况。他只是遗撼侄女结婚的时候，他在省上学习，没有能参加孩子的婚礼；她结婚以后，他也没顾上再多关心她。
  现在，侄女亲自到办公室来找他，他感到很高兴，也有点内疚。
  他让润叶坐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里，一边亲自给她冲了一杯糖水；一边抱歉地说：“你成家后，二爸也忙得没顾上去看看你们……”听说你们住在运输公司的宿舍里？”“没有。
  我住在学校。”润叶接过二爸递过来的水杯，也没喝，放在办公桌的边上。
  “住在学校？怎么？向前不是在运输公司有房子吗？你俩怎住在学校的办公室里？”
  “我一个人住着……”
  “一个人？”
  “嗯。”
  “为什么？”
  田福军的心一沉。他从侄女那张忧郁而憔悴的脸上，似乎看出了一些不幸的迹象，便皱起了眉头。
  润叶突然脸扭到一边，嘴一咧，哭了。
  她一边哭，一边哽咽着对二爸说：“你给我在外地找个工作！我不愿意在原西呆了……”“为什么？”田福军从椅子里站起来，又一次问侄女。“我不情愿和李向前……”润叶哭着说。
  田福军从办公桌后面转出来，走到侄女面前，弯下腰亲切地对她说：“润叶，你从小就是个明白娃娃，你给二爸说，倒究发生了什么事？你和向前不是两个人情愿才结婚的吗？现在怎么成了这样？你快给二爸说说！”
  润叶用手摸了摸脸上的泪水，说：“我原来心里就不情愿！”
  “如果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哩？”
  “因为我徐大爷说……”
  “他说啥了？”
  润叶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把徐国强当初劝她和向前结婚的那些话，都给二爸叙说了。
  “老糊涂虫！”
  田福军听完侄女的叙说，气愤地骂了一声老丈人。
  田福军万万没有想到，爱云她爸不只是在他家的院子里种些杂七杂八的庄稼，而且还干这样一种荒唐和愚蠢的事。这等于把他的侄女和李向前都毁了。
  由于前几天乡下所看到的不幸，他未来心情已经很沉重。
  现在又加上侄女的不幸，使他的心情坏到了极点。
  他垂着两条胳膊，痛苦地在脚地上走来走去，胸口感到隐隐作疼。
  这时候，润叶用手绢揩去脸上的泪水，不哭了。她对二爸说：“你也不要过分为我的事熬煎，二爸。反正现在生米做成了熟饭，没办法了。我也不离婚；我担不起这名声。再说，要是我离婚了，家里两个老人当下就能急死。我现在就这样凑合着。要是以后有机会，你把我调到外地去工作；我实在不想在原西呆下去了……二爸，你从小关心我，把我培养大，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恩情的……”田福军一只手按在自己的额头上，一边听侄女说话，一边焦虑地思索着他该如何对待这件事。事情相当复杂。他眼下一筹莫展。他不能一下子就率直地建议侄女离婚——本来这是最合适也是最合理的。不能。归根结底，主意还要润叶本人拿。唉，他只能象一个悲观的哲学家一样想：也许只有时间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门外的院子里传来冯世宽的声音：“福军，你回来啦？”
  田福军在窑里回答说：“回来了。”
  润叶马上站起来向二爸告辞。
  “你一定要把思想放开朗一些，千万不敢把自己的身体搞垮，要好好吃饭……”他把侄女送到办公室门口。润叶刚踏出门槛，冯世宽主任就走进了田福军的办公室，和他商量如何接待中央老首长的问题……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七章
  一九七七年的端阳节，刚好和夏至是同一天。这一天，太阳黄经为九十度，是一年中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
  端阳节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节日。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都讲究在这一天吃粽子。
  在农村，人们通常在很早的时候就准备好了糯米、红枣和苇叶。一到农历五月四日晚上，家家户户就都煮开了三角形的粽子，到处都弥漫着米和枣的香甜味；粽子讲究凉吃，因此头晚上就得提前煮好。
  端阳节早晨，在吃粽子之前看重风俗的人家，往往先要出去拔一些艾叶回来，搁在门上，别在一家人的耳朵上。早年间，大人还要给孩子们缝一个雄黄香包挂在胸前——所有这一切据说是为了躯除虫蚊和灾病的。
  农历五月的黄土高原，阳光明媚，不凉不热，原野里也开始热闹纷繁起来。麦黄，杏黄，枣花黄；安详的蝴蝶和忙碌的蜜蜂在花间草丛飞来飞去。晶莹的小河水映照着蓝天自云；映照着岸边的青杨绿柳。这季节，除过回茬荞麦，农人们已经挂了犁，紧张地进入了锄草阶段。所有的庄稼人都脱掉鞋袜，赤裸着双脚踩踏在松软的黄土地上，多么舒坦啊！无论平时光景歪好，端阳节的一顿好饭总是不会少的。有些农村的家庭主妇，在去年就考虑上了今天的这一顿吃食。当然，县城的市民和干部家庭，这一天不仅吃粽子，还要炒几个菜，喝几盅酒……总之，这是一个欢乐和美妙的日子，大人娃娃都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
  但是，原西县的常委们这一天还泡在他们心爱的会议里。
  这会议不说别的，单讨论如何接待中央的高老。
  高老是本县高家园公社高店则村人。他少年时就参加了革命，是当时有名的“赤匪”。
  后来成了红军和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全国解放后，他一直任中央部级领导。文化革命开始那年底，高老的名字在报纸上消失了。当时传说他已经被红卫兵从楼里扔下去摔死了。后来又听说他没死，只不过被关了禁闭。直到“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名字才又出现在了报纸上。据说眼下高老虽然“解放”了，但还没安排什么工作。老人家从当年离开故乡后，一直没顾上回来。现在年纪大了，又没具体工作，想回来看看，捎带着搞一些调查研究。
  几天前，黄原地区革委会主任苗凯就亲自给冯世宽打了电话，布置了接待高老的有关事宜。
  眼下高老正在南面几个县搞调查。苗主任考虑原西县是高老的故土，又是他这次重点调查的地方，因此昨天又亲自赶到原西县来。他一到原西，先单独和冯世宽交换了意见；今天又出席了县常委会，和县上的同志们一块研究接待工作的细节。
  其实，在苗主任到来之前，冯世宽就早已经铺排开了。县革委会已经成立了“接高老办公室”，由副主任马国雄挂帅。“接高办？（姑且这么称呼这个机构）由县上各个部门抽出来的人士组成；办公室下面又设立了接待组；膳食组、联络组、交通组、保卫组。包括石圪节“红烧肘子专家”胡得福在内的几个本县著名厨师，都已经到了县招待所的食堂。有些东西原西县没有，已经派人到黄原采购去了。马国雄给采购人员指示，如果黄原还买不到这些东西，就火速坐飞机到省城去采购。
  苗凯同志亲自来原西县，还顾不得这些吃住方面的事——他最头疼的不是这些，而是高老提出的另外一个要求。
  这位老首长一到黄原就提出，他此次回原西县，要召开一个当年在原西和他一块闹过革命、现在仍然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目前农村的状况。
  苗凯知道，这些在农村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目前本人的生活状况并不美气；有的甚至非常贫困。弄不好，这个座谈会要开成一个诉苦会。原西县是全地区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将会使他苗凯在高老面前下不了台。如果老首长把这情况反映到省上和中央，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这些问题他在电话上不好对冯世宽讲，因此现在赶来看能不能有个妥当的应付办法。
  他昨天一到原西，先和冯世宽单独为这事商量了半天，冯世宽出主意说，干脆先把这些老汉集中到县上，把他们的衣服换成新的。然后私下里一个一个给他们做工作，让这些老汉不要在座谈会上砸“洋炮”，让他们在会上说他们的一切都好着哩；会后他们有什么困难，县上一定给他们解决。冯世宽估计，只要答应背后给这些老汉好处，他们就不会在会上“胡说八道”。
  苗凯虽然知道冯世宽这主意不象话，但竟然还同意了；并且在心里赞赏这位下级头脑敏捷，在紧急情况中能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但这件事无法瞒哄原西县的常委们。因此这两个人商量，干脆开个常委会，由冯世宽把这意见含蓄地在会上提出来。如果没人反对（苗凯估计没人敢反对），就照这样办。如果有人反对，那么就只能作罢；到时候苗凯就假装不知道这提议，并且还出面否定冯世宽的“馊主意”。至于冯世宽，到时他会表现出心甘情愿受苗主任的“批评”……现在，常委会已经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冯世宽拿一支红蓝铅笔在面前的一张白纸上随意划道道，正在发言：“……尽管我们原西县革命和生产形势都很好，但我们在工作中也有漏洞，比如对这些老革命战士关心不够。这次借高老来我县视察工作的东风，我们要彻底改进这种状况。因此，咱们先把这些老同志集中起来，把他们的衣服给换一换……老吴，这事就由你们来安排！”
  民政方面的负责人吴克俭赶忙回答说：“我们一定把这事办好！”说着掏出笔记本，把冯主任的指示记了下来。
  冯世宽接着又含蓄地谈了他已经和苗主任商量过的其它“办法”。
  冯世宽发完言后，对坐在长条会议桌中央的苗凯说：“请苗主任给我们做指示！”
  苗凯同志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发，笑眯眯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说：“还是先让常委同志们发言吧！总之，高老是我党德高望重的老首长，在‘四人帮’时期又遭受了不白之冤和残酷折磨，我们一定要让高老此次故乡之行，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苗凯的话说完以后，会议室好长时间一片沉默。这沉默甚至叫人感到难堪。不知什么时候飞进来一只苍蝇，在常委们的头上嗡嗡地盘旋着，在静默中听起来象轰炸机一般刺耳。苗凯仰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冯世宽仍然拿红蓝铅笔在白纸上划道道。李登云低头专心致志地抠指甲。张有智不知为什么脸涨得通红，扭过头，面对着墙上的原西地图。马国雄把一根纸烟往另一截正在燃烧的烟屁股上衔接。田福军胳膊肘放在桌子上，两只手使劲地交叉握在一起，眉头子中间挽结着一颗疙瘩。在后排列席会议的“接高办”成员中，不知谁响亮地打了一声喷嚏，把人吓一大跳。
  “我说点看法，”田福军打破沉默，眼睛扫视了一下苗凯和冯世宽，“高老这次回故乡来，我们当然要在各方面做好接待工作。至于高老要召集的这个老战士座谈会，我理解他是搞调查研究，是搞工作；他要知道的正是实际情况，而我们这样公然地弄虚作假，欺下瞒上，就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
  田福军的话如同给会议室扔了一颗炸弹。坐在后排“接高办”的成员们，深表同意地抬起头，敬佩地盯着他们的田主任，张有智立刻扭过仍然涨红着的脸，说：“我完全同意田福军同志的看法。”
  冯世宽的脸也涨红了。但他尽量镇静地询问李登云和马国雄：“你两个的意见呢？”
  李、马二人相互看了一眼，不知如何说是好。
  这时，苗凯同志发言了：“福军同志的意见很好嘛！我们还是要实事求是。世宽同志的意见也对。我们以后的确要多关心农村的这些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他们是我们革命的功臣！
  关于高老要开的这个座谈会，你们下去再好好研究一下。总之，一定要让高老满意。我下午要回地区去，一切就都拜托在坐的诸位了……”苗凯讲完话后，马国雄向大家汇报了接待工作其它方面的准备情况，然后就散会了。
  会后，冯世宽陪着苗凯到县革委会的客房去休息。路上，情绪不佳的苗凯只说了一句话：“我今天才领教了这田福军！”冯世宽只是微笑着，一句话也没说。还再用他说话吗？
  田福军自己跳出来在苗主任面前表演了一番，这比他给老苗反映他的问题更好。他在心里说：你苗凯领教了就好！你这下可认识了田福军是个什么人了吧？狂妄、自大，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田福军任职时，我跑到地区做工作，让把他排在李登云之后，组织部门不同意，你苗凯也不说话，结果这几年把我冯世宽折腾得好苦哇！好，你苗主任今天也“领教”了这位被地区呼主任吹捧为“有能力、有魄力”的人物——这就是他的能力和魄力！
  冯世宽今天太高兴了。从另一方面说，田福军否定他的意见也否定得好，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苗主任的意见，只不过这意见由他嘴里说出来罢了。这种弄虚作假的事他冯世宽也不愿意做——将来万一被揭露了，吃亏的还不是他吗？到时苗主任还是苗主任，他会板下面孔义正词严地训斥他冯世宽丧失了党性原则！
  吃过午饭以后，苗主任就坐车返回黄原地区了。冯世宽又把马国雄找来，让他很快把其它方面的工作抓紧进行——后天高老就要回原西县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原西城就变成了一个乱纷纷的世界。所有的机关和学校，所有的干部、学生、工人、市民，都根据s*锓第六十九号文件精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到处都在大扫除，擦门窗，拔杂草，油漆牌匾、城市上空黄尘大罩，就象进行一场战争。县革委会副主任马国雄穿一身旧军装，戴一副墨镜，如同一位战时的城防司令，到处奔跑着检查和指挥。身材魁梧的马主任爱领导这些热闹工作，他红光满面，风尘仆仆，指手划脚，不时发出一些庄严的指示和命令。全城人忙了大半天，原西县城倒也顿时换了另一个面貌。
  现在，从入城开始到十字街的一段路面，都修补得平平整整；两边还象黄原城一样筑起了人行道——不过刚刚能走一个人。所有道路两边的青草都被铲除的一干二净；本来这青草倒不失为一种风景。在县招待所的院子里，用白灰划出了一些方格子，准备到时按秩序停放汽车。最为瞩目的是，在那个小小的十字街中央，用石头块垒超了一个交通指挥台。那上面已经站了本城唯一的一名交通警察。因为没什么汽车，这位警察就指挥进城的手扶拖拉机和驴拉车。他手里也没有指挥棒，见有驴拉车过来，两条胳膊便象路标一般指示方向；慌得农民手忙脚乱地喝住牲畜，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自己犯了法规，竟然惶恐地站在原地不动了。这位警察就气急败坏跳下指挥台，亲自扯着驴缰绳，把架子车拉过十字街。这恐怕又是个“新生事物”吧？原西城的一些闲人都好奇地聚在十字街周围，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热闹……这天上午十一点左右，一摆溜卧车和吉普车进了原西县招待所的院子。高老在苗凯和地区其它两位领导的陪同下，终于回到原西县来了。早已等候在县招待所的冯世宽等人，热情地把这位老首长迎进了招待所的会客室。
  高老已快七十岁，身体看来也不太好，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他回到久别的故土，情绪显然很激动。他马上就开始询问原西县的各种情况。高老的记忆力看来很好，地名、人名说出一大串，有些地方冯世宽都不知道，本县人田福军和李登云就在旁边作补充。
  稍事休息以后，地县领导们就陪高老到餐厅去吃午饭。
  餐厅已被几排屏风在一角围出单独一个场所，里面摆了两张饭桌。
  首长们进来以后，饭桌上各种酒菜已经摆置齐备了。
  马国雄象十字街上的那位警察一样，用两条胳膊做出路标状，弯下腰在前面引导大家入席。
  高老来到席前，却不坐下来。他脸色冷峻地发问：“谁让搞这么铺张的酒席？”他扭过头看着旁边的苗凯，“我在黄原就给你们说，不要搞这一套！饭菜简简便便就行了，怎么你们还这样搞？”
  苗凯尴尬地搓着双手，不知如何是好。所有其他的地县领导都肃立桌前，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冯世宽赶忙出来给苗凯解围，说：“这都是我们的责任，苗主任和地区领导都不知情……”“把这些东西都撒掉，换一点便饭就行了！”高老生气地说。
  冯世宽立刻对马国雄使了个眼色。马主任就慌忙把服务员叫来，把桌子上的酒菜都端下去了。一霎时，琳琅满目的两张饭桌空荡荡地只留下些调料瓶子。
  好在厨房里准备的主食都是本地的风味小吃，不值什么钱：原来准备酒席完了以后才品尝，现在马主任随机应变，干脆指挥着让把这些东西端上了桌子。